庐山作为一座闻名中外的文化名山，不仅拥有历代文人雅士创作的大量诗文，还拥有记述庐山史实的众多山志。而在庐山编修的历代山志中，最为辉煌的巨著，便是我国著名史学家、方志学家吴宗慈于1934年和1947年先后修成的《庐山志》和《庐山续志》。
      吴宗慈，字蔼林，江西南丰人。辛亥革命时，吴宗慈便追随孙中山，并参与《中华民国宪法史》的起草与修改工作。辛亥革命失败后，吴宗慈对宁汉合作极为不满，遂决心不再过问政治，转而兴办实业。1930年，吴宗慈在庐山牯岭设立一个转运公司，从而长驻庐山。有一次，吴宗慈在与隐居庐山的清末诗人陈三立谈及牯岭租给洋人的经过时，竟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清它的来龙去脉。如果长此下去，有一天要从外人手中收回主权都无据可查了。于是，在陈三立的鼓励下，吴宗慈决定弃商从文，重修山志。

      吴宗慈主意一定，便开始筹集资金。但庐山上的众多达官贵人对他的重修山志能否成功尚有疑虑，吴宗慈见状，立即当众发誓：“此志不修成，决不下山。”于是，蒋介石、朱培德等人相继以个人名义进行捐款。
      然而，编修山志，光有资金还不够，必须依靠详细的资料。当时，江西省府和九江道署档案残缺不全，庐山的人文资料知道的人也很少。吴宗慈便广泛开展调查，上至老年学者，下至僧侣樵夫，不耻下问，从而获得众多口碑资料。更为可贵的是，吴宗慈注重实地考察，他每日登山涉水数十里，凡山南山北各地均亲身勘察，从而获取和验证了许多实测资料。历时三载，吴宗慈于1934年完成志稿。这年春天，吴宗慈携带《庐山志》稿到上海，在于右任等人的资助下，由上海仿古印书局印刷出版，总共印刷了500本。

     吴宗慈编修的《庐山志》分为地域、山川胜迹、山政、物产、人物、艺文、杂识等七纲三十目。其内容之丰富，体例之新颖，在全国山志中独具特色。陈三立和章太炎分别给《庐山志》作序，陈三立还在序言中盛赞吴宗慈“凭一己之发愤，就瑰异之盛业，其精勤诚过人远矣。”
     吴宗慈在《庐山志》中，以史学家的眼光，审视庐山纷坛繁复的历史，并按自己独到的见解进行编修，尤其是山政一纲的设立，为历代庐山志所未有，亦为我国山志史上的首创。 

      《庐山志》修成后，吴宗慈在学术界声名鹤起，国民政府邀请他担任行政院参议，负责清史稿的检校工作。1946年夏天，吴宗慈又一次登上庐山，打算编修《庐山续志》。此时的庐山已是山川依旧，物是人非。这次上庐山的吴宗慈还写了一首诗，并在诗中抒发了自己旧地重游时的感触与续修山志的心愿。“小别匡君十二年，天涯倦鸟偶飞还。峰峦识我迎微笑，泉石依人作旧妍。故老何人谈往躅，新村待访续前编。愁来无限沧桑事，都付山僧一枕眠。”
      与上次由私人捐款编修《庐山志》不同的是，这次续编山志是官修，经费充足，人手也不缺。吴宗慈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完成了《庐山续志》的编修工作。《庐山续志》在《庐山志》的基础上，增加了绪论、特载、和大事记等内容。其中，“特载”十分详细地记载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要在庐山的活动情况。“大事记”则专门记述了庐山抗战经过的史实，这在我国山志中也是一个创举。
      吴宗慈编修的《庐山志》和《庐山续志》不仅记录了庐山一百多年来风云变幻的历史，而且使得原来就充满文化意味的庐山，底蕴更加丰厚。

文：龚骥